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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年代的故事这样讲才精彩


访问人数:175  本站:  发布时间:2019-06-13
 


革命年代的故事这样讲才精彩

  不管人员如何进出,“传销”到1927年7月,中共共有党员57名。 共产国际与陈总一合计,觉得其时正是各地愤青师生有空闲的暑假,若不借此天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宣布中共成立,恐怕又得再拖一年了。 于是当机立断,就在7月份开会,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西人代表与会方便,会议地点就设在上海法租界。

会议全过程现已家喻户晓,笔者就不在这里狗尾续貂了。 笔者想谈的有两个问题:其一,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说明了什么。 其二,陈总真是脱不开身才未参加一大吗?  先来看十三名一大代表的归宿。 修成正果者两人:和董老。 壮烈牺牲者三人:陈潭秋、何叔衡、邓恩铭。 中途病逝者一人:王尽美。

此六人属于革命到底性质。

跟随陈总沦为托派者一人:刘仁静。 不同时期脱党者四人:李达、李汉俊、包惠僧、国焘(关于他的性质,将在他与争夺领导权的章节里详述)。 脱党后为私利不断改换门庭、最后沦为特大汉奸者两人:陈公博、周佛海。

其中革命到底者连一半都不到,可见,中共初期参加者的革命意志并不十分坚定。

另外,日后成为重要政治集团里核心人物的,也只有、国焘和公博、佛海四人。

这又说明,中共成立之初的政治人才还不是济济一堂。 但在国际眼里,这算不了什么。

只要竖起大旗,张贴招贤榜,不愁中国愤青里的英雄不来投奔。

当然,前提是陈总要识山水、肯配合,接受国际指导。

  但陈总的态度正是笔者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的真相。 笔者认为,陈总与大钊因领导索薪运动脱不开身不同,有故意不参加会议之嫌,其目的是想对共产国际留一手。

陈总要建党,就像现在要注册公司一样,必须有一套公司必备的规章制度。

这套东西靠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经验的陈总一批人,拍脑袋是拍不出来的。

但国际手里却有现成的文本,只要根据中国国情稍微改动一点点,再去空白的主语位置填入中共名讳,就大功告成了。 在这方面,陈总是需要国际的。 但另一方面,陈总也已风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该加入国际、成为其一个支部的说法,不由害怕中共成立后会成为国际附庸,自己只是个儿皇帝而已。 所以,他先不出面,等中共活动起来以后,再回上海履职,伺机消除国际影响。   果然,一大开完不过个把月,陈总就于9月间从陈炯明那里辞职回上海,专任中共中央局来了。

但下车伊始,就和共产国际派来帮助筹办一大和派驻上海的代表——马林闹翻了。

事情的起因是,国际为对抗前面提及过的华盛顿会议,拟与之唱对台戏,召开远东劳苦人民大会。 其中,通知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交给了马林,马林觉得自己目标大,就派他的助手张太雷去日本。 马林这样做也可以,但应该向新成立的中共打个招呼,但这个招呼他没有打。 于是,陈总勃然大怒,并以此为由,拒绝与马林见面,甚至还打算要国际召回马林。

而马林得知之后,竟也鼓动国焘等人甩掉陈总,自行操办中共事务。

中共刚一成立,与国际的关系便已剑拔弩张。

  然而到了10月,陈总因出版《新青年》之事又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去。 马林闻讯,又是花重金请律师,又是交纳高达数千银元的罚金,再加上中山也派人施加压力,陈总这才避免了牢狱之灾。

不管此事是巧合,还是国际故意设局,反正陈总认识到,中共离开国际可能无法生存,更谈不上发展。 于是,他立刻同马林和解,表示同意接受国际经济援助,并终于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,表决同意参加国际,成为其一个支部,接受其领导。 从此,陈总再无自主决策中共大政方针的权力,即使有不同意见,在没有绝对把握时,也不敢贸然提出。

他以为这样就不会得罪上级,但当上级犯了大错时,最终还是拿他当了替罪羊。

  而在当时,第一份中共每月预算交到了马林手里,竟然只有一千零几十银元,换算到全年也超不过一万五千银元。

原来还准备落地还价的马林出乎意外,欣然同意。 经费援助反映出两个问题,一是当时组建中共的这些愤青的确廉洁,的确诚实,的确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二是就这点经费,国内随便一个中等企业家都拿得出来,但初生的中共却不得不为这五斗米向国际折腰,失去独立性。

真应了“钱不是万能,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”的那句老话。

  建立起了组织机构,落实了活动经费,中共也该办正事了。 当时正事有三:发展组织、培训干部和发动工运。

发展组织基本上仍靠“传销”方式,以上海、北京两大核心基地向全国辐射。 使用这种方法,组织的发展速度很慢。 即使如四川那样的内地大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闇公、吴玉章,也要到1925年初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。

但1922年5月,中共在广州举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(即现在的共青团,以后简称青年团)一大,好歹把中共外围组织建立了起来。

  培训干部工作做得较早,1920年7月,就由杨明斋开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招收学生,并在1921年3月把这批学生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 这批学生里,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等人的名字,我们想必不会陌生。

而国焘等中共重要成员的先后访苏,事实上也是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培训的另一种形式。

  共产党从教义上就该是工人运动的天然组织者、领导者,因此,中共成立之后开始最早的政治活动就是发动工人运动。 1921年8月11日,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,其职能就是策动各地工运。

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策划下,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1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,中共借此扩大了自己的影响。

  不过,有些行业和地域的工人,已被一些其他政治组织捷足先登了。 比如广东籍海员群体,就因中山早就利用他们运送武器和传递信息,掌握在国民党手里。

又如湖南长沙纺织工人组织,掌握无政府主义者手中。

好在当时中国工业虽不发达,绝对数量还是不少。

广东籍海员不能发动,可以发动宁波籍海员;长沙纱厂无法染指,可以染指上海纱厂。 更进一步,还可以去上海的机器、印刷、烟草等厂家,开滦、安源等重要矿区,发动工人。

名画《毛去安源》的历史背景,就发生在这个阶段。

  中共在工运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上述领域,而是在京汉铁路系统。

当然,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不久的后来,中共在工运上大跌跟头,也是因为京汉铁路。

其中原因与铁路的特殊性和战略价值有关。 铁路的功能连接大城市,京汉铁路北端是北京。 由于路近,五四运动时,国焘曾带领一些同学去长辛店的车辆修理厂,进行爱国宣传,一来二去双方就混熟了。

到了1920年9月,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,国焘便又去了长辛店厂,询问工人需要什么帮助,真实目的当然是要发动工人。

恰好工人的孩子无处上学,于是工人出房子,国焘个人用生活费用请教员,把学校办了起来。

这学校白天教孩子,晚上教家长,星期天则由国焘从北京城里过来演讲。

凭着能把“工人”二字组装成“天”的鼓动(当然,小右要改为忽悠,笔者也没办法,那是他们的自由)功夫,工人们也就潜移默化“一心向党”了。 然而,就是这每月八十银元的经费,国焘个人渐渐已无力承担,发展到了典当衣物的程度。 好在此事被大钊知晓了,通过募捐才解除了财务危机。

写到这里,笔者不得不说,尽管国焘后来因与争一把手未成而脱党,但他早期替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历史,不应该被抹杀。 欢迎各位关注天涯社区官方评论微信号:tianyaguancha,这里汇集了天涯最精彩的评论,篇幅较长,喜欢碎片化阅读的勿入;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加入:。
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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